[转]“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”——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

“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”——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

  杭州市学军小学六年级学生黄翰尘的妈妈从来没想过,语文课还可以像郭初阳那样去教。“他想讨论一个什么话题,就会从各种角度、依托各种文本展开,而且从不给话题定式或结论,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答案。”
作为一名高一学生的母亲,越读馆最打动朱勤的,是郭初阳给她的儿子金泰来推荐的第一本书 ———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,她也被深深吸引了,几乎是陪着孩子读完整本书。
这两位家长都是或曾是越读馆的学生家长,都愿意冒着可能会影响孩子分数的危险,让孩子去学习一门远离分数的课程。

语文课要“有趣、有料、有种”
7日上午,在杭州市文一西路湖畔大厦越读馆西校区的一间小教室,郭初阳坐在最后一排,背靠着窗户,面前摆的厚厚一摞书不是语文教辅,而是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围城》、《奇幻世界》等一类的文学和科幻经典。
他曾经就职于杭州市外国语学校,与蔡朝阳、吕栋合称“浙江三教师”,同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成员。因为共同编辑一本《救救孩子 ———小学语文教材批判》,他们仨成了挑战语文教科书的“死党”。目前,蔡朝阳和吕栋仍在各自的学校教书;郭初阳则在杭州开了一家“教什么课自己说了算” 的越读馆。
“小组本身是松散的,有几十个人,大都是中学老师,平时大家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。最初我们都是《新教育读写月报》的作者,上面有我一个专栏,专门质疑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。后来这家杂志的主编李玉龙就找到蔡朝阳、吕栋和我,把我们聚在一起,让我们分别给人教版、苏教版、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挑错。《救救孩子》就是这次活动的成果。”
采访中,郭初阳一直静静地倚墙而坐。但一聊起语文教育,马上就会语速加快,并配以手势,有时还会伴随着爽朗的大笑声。
越读馆秋季开班第一节课,郭初阳准备的是“有趣的鬼故事”。但他要讲的,不是纯粹吓人的鬼故事,而是文学经典中的鬼故事,恐怖且有趣、有人情味的。为此,他重新翻阅《围城》、《聊斋》、《奇幻世界》、《野草》等几十本文学经典。
“像莫言讲过的鬼故事:要经过芦苇荡,但一趟水,水中冒出无数个小红孩,说吵死了、吵死了。反复几次都是如此,最终莫言只能在岸边呆一夜,第二天才回家。这就是最有人情味的鬼故事。”郭初阳说。
“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,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资源进行转化,变成我的课堂素材,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、探讨,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、内在的东西。”
但郭初阳的课程内容不会偏离“有趣、有料、有种”的课程宗旨。郭初阳坦陈,这“三有”来自于《读库》杂志,他非常认同这三句话。
“有趣,课堂设计的主题要尊重孩子的性格和特点,一定要非常有趣,首先让他喜欢,才能吸引他听下去,在有趣好玩中,不知不觉进入状态;有料就是有内容。每次除了我准备的三四页对开纸的讲义之外,还有15分钟读报探讨时间,一节课阅读量有五六千字,再加上视频材料,信息量很大,而且都是经典;第三有是有种,其实读一本书,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为有种的人。一个有正义感的现代公民,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奴才。”
郭初阳对自己研发的课程一直很自信。“这种模式很难复制,因为我对老师要求的课程研发和课堂敏感能力,体制内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无法达到。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那本教科书,很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。”
“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地固化一些课程,希望四五年之后,让某一年级的课程有一个标准化的范式。”郭初阳说。

一次“立”的尝试
即使在杭州,由于师资、家长认同等限制,能利用业余时间到越读馆学习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学生。当时正好《救救孩子》被媒体热炒,“有人质疑说我们也只能批判批判,拿不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。”郭初阳回忆说。
这时,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人杨继波提议,“那你们何不自己编一套小学启蒙读物,作为家长和学生的参考呢?”
经过一年多的准备,一套由五人编写的《新蒙学丛书》将在今年11月份出版,包括《为什么要开会》、《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》、《从前有个点》、《我是中国人》、《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》等五本。著名作家、公共知识分子傅国涌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道:“2010年《救救孩子———小学语文教材批判》一书的出版,曾引起了公众包括许多家长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注和审视。如果说,《救救孩子》是‘破’,那么,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读本,便是他们‘立’的一个小小尝试。”
作为《为什么要开会》的作者,郭初阳说这本书的原理来源于罗伯特议事规则。“美国人开会跟我们不一样,人家开会有一套规则,每个人都有发言、表决的权力。我们所谓开会,就是领导讲话我们听,或者在下面睡觉。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,都要开很多会,但可能从不知道怎样开会才更有效率。”
《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》和《从前有个点》更像姊妹篇,从科学和信仰两个角度同时解释宇宙和世界。丛书统筹蔡朝阳觉得,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就很有意思,信仰和科学,看起来矛盾,其实对拓展孩子思维有好处。
而《我是中国人》侧重阐释中国人的国民性。蔡朝阳解释说,这本书强调的是:我是人,我生活在中国,是中国的文化赋予了我中国人这个特性。同时,这本书还对中国人为什么不爱排队、爱闯红灯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常立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硕士生导师,《从前有个点》的作者。因为与蔡朝阳教过同一名学生朱桂英,两人在两年前结识。他这本书通过15个小童话故事,讲述了宇宙、质量、时间的起源等。作为一名 5岁孩子的父亲,常立发现,“根据我们的研究,只要注意方法,孩子在接受哲学、政治学等一些知识时,并不比成人差。”
“公民社会常识是应该让孩子们知道的。现实中我们的孩子最先接触的是爱国、爱民族等这样一些抽象、宏大的东西。等他们读了硕士、博士,却要反过来教他们电梯要先下后上、不要随地吐痰。这就是本末倒置,正常的肯定是先掌握常识,意识形态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思考、判断。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。”蔡朝阳说。

“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”
9月9日,教师节前一天,绍兴市稽山中学却一点也没有过节的气氛。因为绍兴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,检查组可能随时去学校检查,这让稽山中学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起来。“麻辣语文教师”蔡朝阳就在这所学校任教。
对“麻辣语文教师”这个称号,蔡朝阳并不感冒,“那只是我们本地报纸的一个噱头。”
蔡朝阳觉得自己是一个低调的人,特别是在学校,“这种中规中矩的单位,领导不喜欢太出头的。像我教了十几年,最近连续两年高考语文最高分出在我班里,但体制内的各种‘优秀教师’、‘满意教师’都没我的份。因为我跟媒体接触太多,领导认为我不是体制培养的人。”
“实际上我是温和的改良者,因为我也很体谅我的领导及一些照本宣科的老师,理解他们被体制束缚得身不由己。比如说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,到处都是繁琐的事情,自己还有孩子,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教学问题。”
蔡朝阳曾一度认为学校教育演绎成了精致的“暴政”。“对分数和升学的膜拜,简直武装到了牙齿。比如说一所高中的高三有十四个班,教育局要求学校必须考上200名一本,学校就把200人分到各个班去,重点班30人,普通班10 人,作为单科老师必须保证10名学生的单科分数达到该科一本的平均分,工资、奖金都跟这个挂钩,太精确了。”
“教育体制把学生和老师当做机器,老师很难在里面发挥个人的特长,只能在外围做些事。”蔡朝阳一脸苦笑。
或许正是这些原因,最终促成郭初阳在2008年“逃离”公办学校,创办了越读馆,跟公立学校比,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课程本身。“让老师变得简单、纯粹,我们就是上课的,所以我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备课,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。”
而吕栋说:“我们小小教书匠,改变不了太多。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,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,小心传染。”
利用中秋节三天假期,金泰来正在看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,朱勤觉得儿子可能理解不了这本书的全部内涵,“但他掌握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,对社会现实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。”
8日上午,家住杭州春天花园附近的徐承志来到越读馆给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报名。他说,之所以来给孩子报名,一是朋友推荐,二是因为《救救孩子》扉页上印的那句康德的话:“父母在教育孩子时,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、认识当前的世界———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。”
就在郭初阳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打破体制束缚,呼唤让孩子回归常识时,近期,教育部在一场教材修编培训会上再次明确要求,课本修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程渗透,并将其写入《品德与社会》等学科的新课标。
有出版社预计,按照这一要求,新编教科书中将会有更多革命小故事、革命诗歌等,外国文学、童话故事的内容将受到挤压。即使在地理课中,也要站在国家认识观念的角度考虑;讲世界地理时,可以强调对非洲的援助,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。
一位一线语文老师认为这“有点祸害人”,因为孩子对革命题材的小故事,主要是看“比较精彩的打斗情节”。学习飞虎队、刘胡兰这类英雄的故事,引导不好,会让孩子产生盲目牺牲的冲动。
而蔡朝阳也发现,现在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戾气很重,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打群架、提刀砍人,甚至在一些学校也时有发生。“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仇恨教育,把爱与同情忽视了。历史课我不反对战争的讲述,但语文课、课外读物里面,就应该多把一些人文的东西放进去。”
2001年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,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的统编模式,曾被视为一大进步。而据媒体报道,目前中小学文科教材正酝酿回归统编。我们的孩子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?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?百年树人,可别伤着了那些娇嫩的祖国花朵。

记者手记
郭初阳、蔡朝阳、吕栋,浙江一群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,通过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的集体挑错走到了一起。他们自称教书匠、空想家、思想小贩。他们有的还在体制内,却无时不在琢磨如何打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;有的已跳出了体制,却发现远离了学校,才真正接近了教育。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培养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。
他们认为,对小学语文教材,仅仅是批判、质疑是不负责任的。眼下,他们历时一年编纂的新蒙学丛书即将出版,从理性、建设性的角度,向小学生提供一套公民启蒙读物。他们的尝试能成功吗?

来源:高卢韦之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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