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]芬兰教育对抗“虎妈”模式

芬兰教育对抗“虎妈”模式


美籍华人蔡美儿(Amy Chua)最近发表的严厉的“虎妈”教育模式累倒了很多美国人,但是芬兰人采取了一种与其相反的轻松的教育模式,并且获得了成功。

在赫尔辛基(芬兰首都),春天临近了,但地面上还是覆盖着积雪,空气又干又冷。在卡拉提综合学校的户外,一群9岁左右的儿童背靠背坐着,在冰封的地面上用木棍、松果、石头和浆果摆放成各种形状。为了使其他没看到的小孩能说出这些形状是什么,摆放的人必须用几何术语来描述这些形状。

这群孩子的老师,名叫Veli-Matti Harjula,他从三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,他说:“跟用笔和纸对比,这是一种不同的数学教学理念,它可以直接印到孩子们的脑海里。”“户外数学”教育的概念实际上出自瑞典,而非芬兰。但Harjula也不必得到任何人的许可。只要他能够让他的学生达到芬兰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总目标,他可以采取任何他想得到的方法来实施教学。就数学而言,最新的核心课程只有10页纸(比之前的版本多了3页半)。

在全球教育界,芬兰人俨然令世人瞩目的一颗新星,就连芬兰人自己也有点吃惊。他们只不过是尽量减少对学生的测试和考核,到现在,他们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做得那么好。为了给不喜欢竞争的芬兰人一个激励,他们参加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(PISA)。这样全球范围的测试他们参加了四届,在阅读、数学和科学方面,他们三次名列三甲。

最近的一次PISA测试是在2009年,芬兰在科学素养方面名列第二,在数学方面名列第三,在阅读方面名列第二。美国几乎所有的科目成绩都有下降,阅读方面获得第15名,仅仅达到OECD的平均水平。

芬兰的实际对手只有来自东方的教育强国南韩和新加波。他们采取的是大量训练的教育模式,让人想起苏联时代的奥林匹克项目。的确,最近一位美籍华人母亲,名叫蔡美儿(Amy Chua),她写了一本书,叫做《虎妈的战歌》,她宣称只有严厉的训练才能调教出好的学生,她批评美国式的父母做不到这一点。她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,他们怀疑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。

而芬兰这种轻松的教育方式,能够获得世界级的成功,吸引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考察团蜂拥到赫尔辛基来学习考察。在OECD负责PISA项目的Andreas Schleicher说:“在亚洲,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很长,下课后的学习时间也很长。而在芬兰,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比美国少,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模式。”

而且芬兰学生的家庭作业也很少。卡拉提综合学校教育16岁以下的学生,在该校负责学生咨询工作的Katja Tuori说:“对于一个优秀的学生而言,一天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就足够了,这些孩子也有他们的生活。”

当然,他们也有校规。在课堂上不允许使用iPod和手机,在屋内不允许戴帽子(他们甚至想规定不准穿外套,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而没有实施)。但也就这么多了。Tuori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现一个学生发短信,他用带有责备的眼光瞪了他一眼,他就乖乖地把手机收起来了。Tuori说: “除非学生确实做了坏事,比如打了人,他才会受到惩罚。”

在把孩子当作孩子来教育方面,芬兰具备很多聪明的理念。比如,一个老师会一直跟随一个班级,从一年级直到六年级。这样,老师就有几年的时间来观察学生,因材施教。

但芬兰教育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,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不是秘密的武器:他们的教师。OECD的Schleicher说:“是教学的质量引导芬兰教育的成功。在美国,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,教师只是一种用来传输预制品的工具。而在芬兰,教师本身就是标准。”

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芬兰人希望成为教师的原因之一。因此芬兰可以从一个很大的人才库中精心挑选教师人选。有据可查的最新数据是在2008年,1258名本科生申请参加小学教师培训,只有123人被接纳,占申请人数的 9.8%。这种典型的培训历时5年。另外一个事实是:在芬兰,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具有硕士学位(他们称之为教育硕士,他们的用词是kasvatus,和母亲教育孩子的用词一样。)教师的年薪介于40000美元和60000美元之间,每年工作190天。

赫尔辛基大学师范系的负责人,名叫Jari Lavonen,他说:“用5年时间来培训我们所有的教师非常昂贵,但这也使得教师可以获得高度的尊敬和赞扬。”外界对此反响强烈。位于布法罗市的纽约州立大学一位物理教育专家,名叫Dan MacIsaac,他在芬兰考察了2个月,他说:“他们的老师在教授物理方面比我们准备得更好,芬兰人让他们自由发挥,而不是派只看门狗整天看着他们。而在美国,人们对待教师就跟对待必胜客的送餐员一样,研究怎样才能更快地把比萨饼送出去。”

芬兰人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。1960年代,芬兰人小学毕业后有2套平行的教育系统,聪明一点的走一条路,迟钝一点的走另外一条路。1968年进行了改革,开始废止一个国家两层教育的系统。事情无法一蹴而就。一位芬兰教育委员会的顾问,名叫Reijo Laukkanen,他说:“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根本就不满意。”

在80年代,在数学和语言方面,芬兰终止了根据能力来“分流”小学生的做法。Laukkanen说: “在芬兰,不能根据聪明程度对人们进行分类。历史证明这一做法获益良多。”接下来,在90年代,每年安排了检查员对学校的教学计划进行审查,但学校方面非常反感,以至于检查员们都对驻点巡查感到恐惧。

Laukkanen 说:“芬兰是一个公平社会,而日本和韩国则是高度竞争的社会——如果你不能比邻居做得更好,你的父母会花钱让你上夜校。在芬兰,比你的邻居表现出色显得不是很重要,每个人都达到平均水平,当然这个平均水平相当高。”

这一原则导致芬兰在教育方面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。从2006年PISA科学素养方面的测试结果看,在最差组别,80%的芬兰学生得分高于OECD的平均分;但在最优组别,他们的学生只有50%得分高于平均水平。MacIsaac说: “从整体上看,提高底线水平获得了深远的效果。”

芬兰的一些教育政策也许可以输出,但其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的理念能否轻易输出值得怀疑。以泰国为例,曾经尝试在其自己的教育系统中引进芬兰模式。但一旦一名学生出现落后状况,父母就为他请来家庭教师——这在芬兰是无法想象的。泰国的芬兰式实验获得成功了吗?Lavonen说:“事实上没有。”如果芬兰模式在泰国能够获得成功,那么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成功了。

来源:译言

打喷嚏链接:http://www.dapenti.com/blog/more.asp?name=kids&id=49677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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