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]刘瑜和林达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: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好总理,我们需要一个好制度

刘瑜和林达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: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好总理,我们需要一个好制度

首先,是文不针对任何人。其次,是文说理而不强调现实非可抗性因素。

斯坦福大学的Zimbardo教授在1971年的夏天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实验。这个实验的影响力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,在四十年后的今天,仍然源源不断有相关的访谈、资料、回顾、跟踪研究。在四十年后的今天,鄙人一个普通的大学本科生,在政治学、管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不同的课上至少听了十来遍这个案例,并看了三四遍当时的录像回放。

这个实验是这样的。

1971年的夏天,一帮斯坦福学生被聚集起来,教授说要做这样一个实验:角色扮演。一部分人扮演囚犯,另一部分人扮演狱卒,为期两星期。谁扮演谁,投硬币决定。

这帮少年是斯坦福高材生,心智正常(超常?),且正赶上美国七十年代反战风潮,一个个放荡不羁。被叫来玩这么一个刺激的游戏,自然很开心。

于是游戏就开始了。为求逼真,教授真的请警察把同学从家里“逮捕”出来,被关在斯坦福改装的监狱里——一个个改叫九五二七或者九五二六,没了名字。而扮演狱卒的学生则纷纷换上制服,颇有狱警风范。

一开始同学之间也就玩一玩。立正,稍息,谁犯错了要受处罚。狱警就让狱卒做俯卧撑,一二三四五。然后就是凌晨的突然集中,立正稍息报数,谁迟到了谁不遵守规则,就要被穿着制服的警察训斥和体罚。

再后来,再后来就失控了。狱警对囚犯的惩罚越来越苛刻——他们在这种建构的权威上愈发沉醉。他们把看不顺眼的两个男生叫出来,摆出亲吻的样子,还摆出鸡奸的姿势。他们无视囚犯的请求,任他们哭闹苦痛。而相对的,囚犯也愈发向实验所期待的方向发展——用录像里的话说,“积极的人变得消极,乐观的人变得悲观,有些人歇斯底里,有些人计划逃狱。但没有人意识到:这是一个实验。”

甚至连囚犯的家人来“探监”,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。家人小心翼翼地向“狱警”申请许可,战战兢兢。

而实验才持续到第六天。Zimbardo教授的女友来看望他,顺便与一名“狱警”聊天,狱警是名有口皆碑的好学生,温驯礼貌善良。然而,当女友看到监控录像的时候却发现,那名好学生正是实验里最为凶残的狱卒之一。

她震惊了。同教授说,这个实验必须停止,它已经失控了。

——最为可怕的事就在于,教授在这六天里也把自己当做监狱长,享受着权威的快感,若不是女友提醒他,他还完全意识不到这个实验已经完全超出了人性的底线。

后续还有许多故事,但不赘述了。

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,城管每天凶残地对待街边小贩,他究竟是以何面目回家面对家人?——事实上,他也许是个好父亲,好丈夫,好儿子。

官员那么残暴的对待拆迁和访民,他们难道真的一点人性都没有?——也许强拆的官员见到阿猫阿狗被虐待,说不定眼眶还会湿两下。

铁道部的众人难道没有一点恻隐之心?救援负责人在下令吊起车厢就那么无动于衷?——也许回到家,这些人还会捐点钱转发点围脖帮助希望小学。

但实验一开始,那些穿着制服的人就已经不再是自己。他们运转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,他们是威权的一部分,他们是行走着的零件——其实如果我们被卷进去,结果也许也一样。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,一名狱警同学问一名囚犯同学:如果你来当狱警,会不会也这么残忍?

囚犯同学略微迟疑,答:我不知道。

在长久以来,我们一直盼望着有一名清明君主或治世良相的出现。他可能是康熙雍正乾隆,可能是周恩来******************,但我们一直所忽略的是,整个制度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努力而改变。在庞大的威权之牢狱里,一名斯坦福教授可能沉醉于权力的快感而成为典狱长,而一个国家,就算最高领导有着清醒的头脑和亲民的动力,可他身下的大监狱呢?大监狱下的小监狱呢?小监狱下那些小之又小的典狱长们,能不能在滥权的体制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呢?

很遗憾,在众多心理学测试里,答案是否定的。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,在现有的体制之下,交给我们任何一个人权力,我们都难保不去滥用它,难保不去折磨别人。

所以,用一句绝对一些的话而言,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好总理,我们需要一个好制度。人性有恶意,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制度上限制绝对权力的产生。西方世界将立法、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,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。当然中国有官员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,但政府应该权力分散,监督******,却是所有政府政权有效性的基础。

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好总理,其实想要说明的是,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民心意义上的亲民“好”总理。有人不辞万里探访几位农民工为其讨薪,却在“特批”之后没有了下文。时至今日,制度上依然对欠薪甚至是政府欠薪管效甚微。有人含辛茹苦奔赴地震灾区救灾,在豪言之后却未见制度上对建筑质量有何监管,在立法行政合一的背景下,也缺乏相关立法和执法处理新的建筑质量问题。

还有人病了许多天终于来到了动车事故现场。谈救人,谈问责,谈大爱。而问及“怎样改变中国铁道(部)”,他谈了许多民族品牌的东西,却答非所问。

我不否认,也许他真的是个善良的人。这种善良对于我们这些狱囚来说,似乎是监狱里一顿丰盛的美餐。

但我们依然活在监狱里。

(写完之后才想起来,刘瑜和林达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,梁文道在关于大屠杀一文中也涉及Zimbardo实验。林达《总统是靠不住的》全文都在讨论制度的真正意义。所以是文也许只能算是消化后的读书笔记,求高人斧正。)

羊生于某小镇

1971实验论文下载地址:http://www.uic.edu/classes/psych/psych242/Articles/NYT,%20Zimbardo%20Prison%20Experiment,%204-8-73.doc

关于本实验的效度:此实验由于道德问题受到谴责,所以在四十年间较少重复进行。但是,与此类似的Milgram电击实验(骗实验对象电击惩罚另外一个人测试实验者的残忍程度),以及德国电影《浪潮》中所反映的另一个实验,都得出有些类似的结论。尤其是Milgram电击实验,被人玩到了不想再玩的地步,甚至班上了美国电视节目Dateline.虽然给定环境的实验并不具有巨大的代表性,但个人认为,坏制度带来的压力,是这些科学实验望尘莫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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