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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如何读大学?

香港大学基础摄影课程

内地大学毕业生

稿源:南方人物周刊 | 作者:本刊记者 邢人俨

日期:2011-07-25

这些内地优秀考生为什么选择去香港高校,仅仅是为了奖学金吗?“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”,香港的大学的开放自由,让内地学生的收获远远不限于学业上,而延及人格与世界观上,而后者,将他们在内地的多数同龄人抛在了后面

一年一度的高考生源争夺战接近尾声,香港高校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今年,申请香港院校的内地考生人数比去年增长12%,有30名省状元填报了港大,17名省、市状元获得港大48万港币奖学金。

2003年,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;2006年,招生范围增加到20个省市,之后的两年时间,北大、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下降了22%。

在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婉莹看来,相对于内地高校而言,学术自由是香港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,也是与国际接轨之处。“大学归根到底就是这4个字。教授享有学术自由,学生也比较自由。如果学生有办法,有能力,他当然是选择香港。不是为了48万奖学金,也不是为了一年16万——学费已经去了11.9万了,住宿费一年1万多。”

香港高校比较开放,不断网、不断电。在香港读大学确实比较人性化,资讯的获得也比较开放。”陈婉莹说。一个内地学生深深为港大的图书馆所触动,他一次性可借150本书,可以借半年。宿舍,床上,一半空间都是书。“他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,是非常优秀的学生,大陆有太多优秀学生了,到了香港,就像解放出来一样。”

今年一位放弃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,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。优秀考生纷纷涌入香港高校,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,究竟意味着什么呢?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。

一种经历

Connie坐在铜锣湾闹市的一家星巴克里。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店铺,到处在打折,到处是人,喧闹令人窒息。Connie戴一对香奈尔耳钉,妆容精致地坐在手提电脑前喝热巧克力。她是某主流网站的财经编辑。

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来港大读硕士之前,她曾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,母亲原本反对她北上,半夜还给班主任打过电话取消志愿。

“上海人不愿意去外地,但是很喜欢香港,我去北京读书,在上海的那些阿姨来我家都要问,为什么要去外地,来香港读书以后,就没人问了。”

Connie曾在北大宿舍黑板上看到港大招生信息,她去听了那次招生宣传。偌大教室里只坐了四五十人,教授全英文演讲,几轮面试都在半天内极有效率地完成,群面是关于“适者生存”的全英文讨论,最终只有10个学生被录取,Connie落选。

大二时,Connie到港大交换过一学期,本科毕业后,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。在香港,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,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。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,10人一组,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,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,除了英语,还有各种敏感话题,“光是这一点就证明你可以见识到跟国内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“大陆学生刚去肯定会觉得这些人很奇怪,因为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不是这样,你本能地会排斥他们,讨论到敏感话题,你就会想,这有什么可讨论的?当然心里也有对英语的不自信。”为了保证英语讨论课的分数,Connie每次上课总会第一个上去噼里啪啦说一大通,这样老师就不会叫她起来讨论了。“其他同学说的时候,我就开始走神了,有时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。”

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“自由、时髦”: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party,跟内地高校12点前断网熄灯不同,香港学生喜欢high到天亮;没有人为你制定学习计划,没有辅导员,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,但又总能联系上导师得到帮助;在这个大学里,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做学习一件事,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;刚来的那一年,一到假期打折季,内地女生每天都在买东西,买了整整一个月……

“来香港读书,其实是读一种经历,跟内地完全不同。”Connie说。

但并不是每一个内地学生都适合这种经历。今年,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。“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,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,能独立做决定,有自己的想法,能面对挑战,不能太脆弱。”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。“在这里,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在港大不能只是做一件事情,除非你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。当你发现很多同学同时做很多事情时,你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。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,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,就比较难适应。我们需要思想上比较成熟的孩子。”

在香港如何读大学

工作1年后,张倩烨决定辞职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,在陈婉莹教授门下学新闻。张倩烨是黑龙江人,她参加高考的2005年,黑龙江省还没有列入港大在内地招生的省份。高考填报志愿时,她选择了北大国际政治系,同时还修了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。毕业后,张倩烨没有留在北京,去了云南电视台,做云南的“新闻联播”。

在港大,一个新闻班有六十多个人,上课分成4个小组,既可以单向和老师沟通,也可以多向与同学交流,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非常激烈。在内地五六百人的大学课堂上,往往是老师在讲,学生在听,没有交流互动。

“香港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紧密。”张倩烨说。学生可以随时给教授发电子邮件,教授也会争取回复每一封邮件。他们认为辅导学生是自己的责任,其他事情可以耽误,但是学生邮件不能不回复。有时老师甚至会亲自帮学生改简历,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规划指导。

“香港首先是一个服务型社会,然后才有一个服务型的学校。如果学生欠学费了,OK,你可以先欠一段时间,没关系。但是在大陆某些学校,不交学费是没有办法进大学的。”张倩烨的老师陈婉莹接过话茬。

在港大新闻系,一些老师还会引导内地学生关心社会民生热点问题,除了传授实际新闻操作之外,还会教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。“内地大学的老师很多都在忙出名,忙赚钱,这会分散精力,造成老师对自己作为一个教育者角色的认知缺位,反而淡化了对学生的教育。”张倩烨说。

“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香港有很自由的氛围。在这里网络自由、资讯自由。如果不出来,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”在香港大学图书馆,她既可以轻易找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书,可以看《灵山》,这些书在内地大学未必找得到。

“我觉得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”张倩烨觉得现在内地刚毕业的高中生社会阅历还很浅,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在起作用。无论是选择内地大学、香港的大学,还是美国的学校,都是家长在用自己三四十年的经历为孩子做选择。选择不同地方的大学,“这其实是对社会环境的投票。”

“突然镀了金”

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,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,更实际的考虑是,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。“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,离家又太远,香港就刚好,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,又还在华人世界,去内地其他学校读书会有降级的感觉,来香港就不会,这些学校在亚洲的排名都很靠前。”

有统计数据表明,香港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9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,其中只有3%会被接受。2008年,香港移民局为赴港攻读学士学位的内地学生延长一年签证,三分之一的内地学生选择留港。

“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,这里有很多机会,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。”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是什么?“与金融、法律相关,钱多。”

“如果你在内地读书,来香港工作的概率很低,但在香港读书,毕业后留在这里找工作就会容易很多,工资又比内地高,像进投行,起薪都在3万以上。”

Connie的男友也是上海人,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。他所在的专业,有二十多个内地学生,高考成绩多数在一本线上下,按照内地的分数线,想要进名校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,只能转向香港高校。“这样的专业,在香港人眼里,都是成绩比较差的才去读的,成绩好的都去读金融、法律、医科了。”

毕业后,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,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行,“即使是北大、复旦毕业的,进投行的都不算多,但在香港读书进投行的就很多,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。”Connie分析原因,一方面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,公司多,需要的人多,机会满天飞;另一方面,香港本地人读大学的并没有想象的多,很多人是直接出国留学。

同样是出国深造,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。“从内地去国外,一般能申请到二流大学,但以香港作为跳板,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,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,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。”Connie说。

“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你内地学生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,是不是很聪明,他们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,跟他们是一样的,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,你过去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。”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。

现在,Connie的男友已经在香港待满7年,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,两人计划下半年在香港注册结婚。Connie说已经不太习惯回到内地,譬如,她很不理解,为什么内地电视里放的都是娱乐节目,这些节目在她看来很无趣。

“目标在那里,只要往上爬”

暴雨来临前的香港理工大学,晚上9点,刘宇所在的电子及资讯工程实验室里静悄悄的。即使是周末,仍有3位学生在加班。刘宇说,这里的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直到深夜12点,他们的导师则从早晨8点半开始就驻扎在实验室的三间私人办公室里,敦促学生工作,自己兼做研究,直到晚上10点半。办公室里撂满了各种书籍、材料,有点凌乱,感觉像随时都要从手边抽一叠来读的架势。“国外的学者教授都是这样。”

这是刘宇待在香港的第7年。8月,他将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继续深造。在实验室一间辅导室里,刘宇说起他来香港读书的经历。

2004年,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,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10名左右的学生,在父亲的鼓励下,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。父亲是大学老师,他不停地告诉刘宇,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,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,没什么行政压力、人事斗争,都是真才实学。“浙大新生QQ群刚混熟,对什么都没有概念的时候,就去了香港。入学登记时,还忘记带录取通知书,工作人员就拿来一张副本叫我重填,这在国内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。”

以前看电视觉得香港与内地一样,到香港读书以后,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。有次,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,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,清洁工人来了以后,很快发现了源头,“一个阿姨,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”,刘宇想了很久,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。

“在香港,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。”过去的几年里,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,这在国内大学里是相当困难的。“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,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,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。”根据UGC的数据,2007年到2008年之间,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。

在刘宇看来,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。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,不抄袭、肯定能用、有成效,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,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。“在内地,做事不用做到最好,但在香港不同,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。”刘宇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车牌检测器,准确率每次都能达到100%,而内地的同类产品只能达到80%。“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,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,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。”

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,我给你这么多钱,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。在实验室的经费中,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,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,“所以,教授没有经济压力,完全可以专心做事。”

现在,刘宇每月拿1万6的工资,整天泡在实验室里,他渐渐不上QQ,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,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,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。他的圈子不大,同事、同学、导师、老板,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。

“香港城市小,圈子也不大,如果你造假了,抄袭了,所有人都会知道,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,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。”

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《时代》和《亚洲周刊》,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。现在,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,“国际化视野”和“独立思考”。“如果我在内地读书,毕业后可能也跟我同学一样,现在我来到香港就是国际了。”

“城市小,那种感觉就盖过来了。”“什么感觉?”“在人堆里往上爬。”晚上12点,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,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,经过几处楼梯转角,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、讨论,整幢大楼灯火通明,毫无睡意。“在内地,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,你不知道成功会在哪里。在香港,目标是确定的,就在那里,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了。”

两种身份

前几年,刘宇在电梯里几乎很少说普通话,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出“内地过来的”这个事实。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内地学生不太一样,从本科到硕士,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。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。

可是,他仍在两种身份里徘徊。“看到内地过来生孩子的新闻,想到跟自己无关,我就会从这种身份里逃出来。上通识教育时,看到内地欠缺的地方,我们这些内地过来的又觉得挺难过的。”

对于大多数内地学生来说,不会说广东话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。“去茶餐厅吃饭,因为不会说广东话,服务员的态度就变得很不耐烦,我就很生气,心想‘我有文化,还是要被茶餐厅的大妈鄙视’。”港大一位女生说。“打电话转人工服务的时候,回答是广东话请按1,英语请按2,普通话请按3,按3之后接起来还是广东话,在这里讲普通话会觉得麻烦人家。”

在港大特有的hall文化里,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,有学生坦言,“不会讲广东话,住hall可能会被歧视。”

入学后的两个月内,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,专门介绍香港,把太平山顶、庙街都逛了个遍。等到学会了广东话,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——成为香港永久居民。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。“一些内地学生都在熬这个7年,如果已经读了4年,当然要继续下去,否则不就亏了吗?”一个现成的例子是,刘宇的同学提前回内地找工作,却发现同一家公司,给内地员工开出的薪酬是3000块,给香港员工开出的却是10000块。

而对于刘宇来说,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。“如果在美国,突然有什么变化,离开超过3个月,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。”刘宇说,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。大三时,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,全系只有20个名额,靠抽奖决定谁能去,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,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。“想要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。大学里,每到假期,内地学生即使有钱,也只能跟团,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。在香港待久了,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,尤其在这种时候。”

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,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。“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,本地人又没什么可玩,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,甚至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。”

现在,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。“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,你根本不想跟他发生心理联系。刚来香港的时候,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,总觉得没有信心,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。”

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。“别人穿凉鞋,我也穿凉鞋,但你仍然还会觉得他是暴发户。”“旁边人给你一个judgement,一个眼神,你还是会受伤,不管阶层高低,都会看扁你,只因为你讲普通话。”

这无疑是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的最后一道心理门槛。

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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